本篇文章给大家谈谈现代汉语词典，以及《现代汉语词典》多少钱?的知识点，希望对各位有所帮助，不要忘了收藏本站喔。
文章详情介绍：
《现代汉语词典》也出APP了，收费98元，你会买单吗？
“《现代汉语词典》出APP了！”近日，这个消息传出后，很快引发广泛关注。不少使用过的网友都认为，一本厚重的工具书变成手机应用，实用又方便。但也有人提出，它的使用需要收费，这点不太合理。
像《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这一类APP应不应该收费？互联网时代，辞书等传统工具书的数字化面临哪些问题？又会带来怎样的变化？
《现代汉语词典》也有了APP
日前，由商务印书馆推出的《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APP正式发布。
商务印书馆方面向记者介绍，《现代汉语词典》APP在全貌呈现《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内容基础上，还依据《通用规范汉字字典》等辞书内容开发了汉字动态标准笔顺等增值服务。
此外，除了呈现拼音、部首等传统纸书检索方式外，这款APP还新增手写输入查询、语音输入查询、摄像头组词查询等数字化检索方式。
有意思的是，检索结果除了所查字词外，还同时呈现同音字、同部首字，以及同音词、顺序词、居中词、倒序词、相关词等。同时，APP实现了全文任意字词“即点即查”。
“《现代汉语词典》APP的正式发布，意味着中国影响最大的汉语语文词典实现了数字化。”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刘丹青表示，此举增加了普通查阅之外的很多语言文字学习和语文应用的便捷功能，“大大提升了词典的应用价值。”
数字化带来的便捷
对《现代汉语词典》APP，记者在某应用商店里发现，它可以免费下载，在页面点开搜索框，便会弹出近期搜索较多的热搜词汇。目前，在该应用商店已有超过200人给出评价。
值得注意的是，《现代汉语词典》APP并不是唯一的工具书类APP。仅商务印书馆便推出了《新华字典》APP、《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APP等数字工具书产品。
图片来源：《新华字典》APP截图
在前不久举办的上海书展上，上海外语教育出版也推出了词博士APP，内容有教材有词典，旨在提供英语词汇学习与词典查询一站式服务。
出版人刘铮表示，辞书的数字化给生活、学习带来了便利，“比如《现代汉语词典》，以前是一部很重的‘大部头’，外出携带会比较麻烦，有APP后就可以随时查询，节约精力和时间”。
“是否应收费”成热议问题
不过，有用户提出，《现代汉语词典》APP每天只能免费查找两个词语，如果需要查找更多，并使用其主要功能，需要付费98元。
和2017年推出的《新华字典》APP一样，《现代汉语词典》APP该不该收费也成了一个热门话题。
对于这个问题，有人认为不应该收费，理由是“文化知识应该传承，而不是拿来获取利益”，《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等类型的APP收费不合适。
但也有许多人支持收费。在对《现代汉语词典》APP的评论中，有一名网友的回答获得较多认同：“研发APP也有成本，这钱花得一点不冤枉。尊重知识产权，支持正版”。
图片来源：《现代汉语词典》APP截图
“工具书不仅指辞书，我们这里所说的工具书，一般就是指类似《现代汉语词典》这种辞书。对它的收费问题，不同人群可能会有不同意见。较为稳妥的做法，可以在综合考虑服务读者、研发成本等基础上综合调研，再给出最终结果。”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孙玉文表示。
辞书数字化，会带来什么？
互联网时代，纸质书的数字化似乎早已渐成趋势。而辞书的数字之旅，也颇受关注。
孙玉文在接受中新网(微信公众号：cns2012)记者采访时表示，纸质和数字化辞书各有优劣。辞书在数字化过程中，需要充分吸收传统纸质书在阅读、检索方面的优势，改进数字化手段。
科学性和权威性是传统辞书走向互联网时需注意的问题。孙玉表示，由于工具书在使用方面的特殊性，就要求开发者应建立一套程序对数字化辞书进行细致核校，保证其权威性和准确性，避免不必要的失误，误导读者。
“同时，数字化还要增加跟原有知识相关的新内容以及同内容相匹配的新形式，提供配套的知识服务。”孙玉文提到，传统辞书转向互联网应用是必然的，使用会更加便捷，“但不是把纸质书内容简单移植到网上，为读者带来更好的服务才是最终目的”。(应受访者要求，刘铮为化名)
栏目主编：张武 文字编辑：卢晓川 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图片编辑：笪曦
现代汉语词典：一本书的“甲子往事”
杜 翔
《现代汉语词典》的成功不仅仅因为有长期稳定的专业队伍、有科学合理的规划、有强大的学术支撑，更重要的是老一辈学者在编修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严谨求实的敬业精神、不计名利的奉献精神、齐心协力的团队精神”
在许多人成长的道路上，都曾受益于一本辞书——《现代汉语词典》，有些人把这本书叫作“无声老师”“智慧的扁舟”。大概很多人还不知道，这本厚厚的词典已经走过一个“甲子”，在60年岁月里记录着我们的时代，积攒下一份“语言的史料”。
左图 1958年参加《现代汉语词典》编辑的工作人员合影。下图 60多年来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全家福”。左下图 1960年由商务印书馆印出的《现代汉语词典》试印本。 (资料图片)
忠实反映时代语言
1956年2月6日，周恩来总理亲自签发《国务院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责成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从1977年5月起改称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纂一部以确定词汇规范为目的的中型现代汉语词典。
为完成这一任务，原隶属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的新华辞书社(《新华字典》的编纂机构)、原隶属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国语辞典》的编纂机构)合并到语言研究所，与研究所部分科研人员一起，组建了40人的词典编辑室，由时任语言研究所副所长的吕叔湘先生兼任主任并担任《现代汉语词典》主编。
1958年夏，《现代汉语词典》开编。吕先生精心研究计划，组织资料收集和落实编写安排，制定并不断完善编写细则，主持编写工作，负责审稿定稿。1959年10月，初稿完成。1960年年中以后，试印本分8册由商务印书馆陆续印出，广为送审，为词典进一步修订和正式出版打下了坚实基础。
吕叔湘先生认为，词典是进行语言规范化的最重要工具，语汇研究的结果一般要由词典总结。一部好的词典在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中所起的作用难以估量。编词典大有学问。从选词、注音、释义、举例到语法特点和文体风格的提示，乃至条目的排列和检字法这些技术性的工作，都有很多问题，有的比较好处理，有的比较难处理。
1961年3月，丁声树先生接任《现代汉语词典》主编和词典编辑室主任。丁先生在音韵学、训诂学、方言学、语法学、文字学、词典编纂等方面都造诣颇深，著名语言学家朱德熙先生曾说丁先生“大概是主持、领导大型词典编纂的最理想人选”。丁先生夜以继日地工作，1965年试用本出炉。
据《现代汉语词典》第3版修订主持人单耀海先生回忆，丁声树先生曾说过：这部词典忠实反映我们这个时期的语言，给后人留下一份语言的史料。经过普遍调查，尊重语言实际，大家都这么说，词典就得承认它。
许多词条的背后，都有着耐人寻味的故事。吕叔湘先生主持编写的试印本中“自作自受”里的“作”注为阴平zuō，丁先生修订时一仍其旧。与此相反，对那些存在歧义的读音，尽可能定于一音。如“吐蕃”的“蕃”，吕叔湘先生主编的试印本只列fán一个音，“吐蕃”注为tǔfán。丁先生修订时为了照顾同“番”的应用实际，增加了fān音，“吐蕃”改注为tǔfān。当时有人向丁先生说“吐蕃”一读tǔbō。丁先生说“蕃”读两个音已经够繁难了，不要再增加读者负担了(《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对这一读音做了修订)。
《现代汉语词典》的使命是确定现代汉语词汇规范，用典范的白话文来注释。从收录一代语词、反映语言面貌来说，《现代汉语词典》是前无古人的。
编词典是“圣人的苦力”
《现代汉语词典》1965年5月印出试用本后，分送有关方面审查。1965年底到1966年春，根据反馈意见做了修改，稿子再次送交商务印书馆。这时，“文革”开始了，编辑工作停滞，直到1978年《现代汉语词典》才正式出版。从1958年开始编写算起，历经1960年试印本、1965年试用本、1973年内部发行本，整整20年之后才得以出版。而1978年出版以来，《现代汉语词典》又历经6次修订，目前已出至第7版。这本不足2000页的词典，凝结着60多年漫长岁月里几代语言学工作者的心血。
著名出版家陈原先生说：“词典不是人干的，是圣人干的。”这是个中人的切肤体会。据词典编辑室的老先生回忆，《现代汉语词典》当年的编写工作按流水作业进行，一环紧扣一环，一环卡住就要影响下边的工作，每项工作都十分紧张。编写人员每人每周要编写100条，一个组长一周要审改600条。作为主编的吕叔湘先生一周要定稿1500条，工作量相当大，晚上还要把稿子带回家里继续看。
当时吕叔湘先生住在中关村，单位在西单，上班来回都乘公交车，中午饭是从家里带的馒头就着开水吃。他的胃病越来越严重，后来做了手术。吕先生在《现代汉语词典》出版20周年学术讨论会发言中曾经这样感慨：我们编这部词典可以说尝尽了甘苦，或者说只有苦而没有什么甘。要编好一本词典，就得收集大量资料，比如编《现代汉语词典》就收集了上百万张卡片的资料，要对资料进行全面、认真的分析、综合，工作繁杂，当然十分辛苦。
吕先生把编《现代汉语词典》的“苦”概括为4个方面：一是人手生，参加编写的人大都没编过词典，要边干边学。二是工作生，这类词典前人没有编过，没有严格意义的词典可以参考。三是时间紧，要在一两年内完成四五万条的编写任务。他说自己在一年多时间里差不多每天都要工作到夜里12点钟，又不能太晚了，因为第二天还得早起照常工作。四是干扰多，一次次运动耗费不少时间……先生感慨地说，“这本书出版以后，适合社会需要，读者反映不错，这使得我们心里感到安慰，也可以说就是我们的‘甘’吧”。
词典越编，胆子越小
吕叔湘先生说，词典工作“是不朽的事业”。词典是供人们识文断字、解疑释惑的工具，一定要求真务实、避免错误。
丁声树先生说过：“我总觉得词典越编胆子越小，常会出错。”每一个词条背后都需要细致深入地思考和研究，《现代汉语词典》的编者靠着一种对学术谦恭和谦卑的态度，确保进入词典文本的都是精挑细选、千锤百炼的，让读者在最节省的篇幅和最简短的时间里获得最有价值的知识。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的词典事业还处在一个新发展的初期。接替吕叔湘先生担任《现代汉语词典》主编的丁声树先生深知，需要大力培养青年人。他曾说：“我要向一些老科学家学习，发扬做人梯的精神。”他不仅在工作中扶持年轻人，而且在生活上也像父辈一样关心。1967年，单耀海因病住院近两个月，在北京单身一人。丁先生每周日下午都到医院探望，病友们都以为他是单耀海的父亲。后来，已是耄耋老人的单耀海回忆起往事仍然感慨不已：“几十年前的往事，今天想来，犹历历在目，心底里也觉得不论是工作学习生活各个方面，父亲对我也不过如此。”一个月前单耀海先生刚刚去世，令人唏嘘。
《现代汉语词典》的成功不仅仅因为有长期稳定的专业队伍、有科学合理的规划、有强大的学术支撑，更重要的是老一辈在编修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严谨求实的敬业精神、不计名利的奉献精神、齐心协力的团队精神”。学界甚至由此形成一门专门研究《现代汉语词典》的学问，叫“《现汉》学”。
在当下全球化、信息化浪潮的挑战下，《现代汉语词典》不能再囿于国内市场和纸本词典。201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辞书编纂研究中心正式成立，给辞书编纂与研究搭建了更高的平台。同时，语言研究所新设立了新型辞书编辑室，研发数字化辞书和面向国际汉语教育的《现代汉语词典》学习版。另外，商务印书馆研发的《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App即将面世。在国际传播方面，汉英双语版的翻译工作已接近完成，商务印书馆与牛津大学出版社联合组建了国际编辑部，来推进这个项目的进程。同时，格鲁吉亚语版、阿拉伯语版、俄语版、西班牙语版、波斯语版的翻译工作也已经开始启动。希望《现代汉语词典》这部记录和承载中华文化的国家文化重器能够走出去，助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新的时代续写新的辉煌！
(杜翔，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辞书编纂研究中心秘书长、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