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假期我没有出门。一方面是要完成至少4篇公号的繁重任务，另外也是不想加入外面“人从众”的方阵凑热闹。在码字儿的间隙，我把家里（主要是衣帽间）又来了一个断舍离。
其实半年前刚刚进行过一次大清理，没想到这半年外面的新衣服就和长了脚似的，悄没声息地又溜进来一波。
是的，许多年以前，我就试图成为过便利店店员。在我的想象中，它是上海的“市光”，代表着城市便捷、友善、文明的那一面，给我的感受如同十岁那年第一次乘坐地铁一样——三号或者四号线，窗外的高楼和人群在我身边轻快地飘走，如在愉快的程序里低空滑翔，和后来的上班族说车厢是铁笼、自己是沙丁鱼完全两样。那种感觉会让人有一种期待：社会再安全一点，人和人之间再温和一点、互助一点，人人有奇遇。
虽然创作者主旨是彻底地逃离或艰难地和解，但作为读者，我仍然只能记住幕布。那时我觉得自己终将拿着大杯星巴克穿梭在钢筋水泥森林的世界，因此，趁这一幕尚未降临，我便开始想象着下一幕的厌倦。青春文学里出现的高频词是安妮宝贝、科特柯本、摇滚、暗黑、丽江、边陲、流浪，是1.0版本的逃离北上广、回归家乡。我想，这些流行文化真弱智，真矫情，我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要做一个坚强的人。
应聘没遇到任何阻碍——我在网上向一家外资便利店投了简历，错过了第一个通知电话，但对方又积极打过来，显得求贤若渴。
我曾看过2004年的一部NHK纪录片，叫《上海便利店之争——抓住13亿人的欲望》。那年是中国加入WTO时承诺的放开服务业的期限，人们兴奋地拥抱世界，又担心经济被冲垮。外资与国资在便利店领域展开了一系列博弈，外资店以独生子女为客群，店员来自天南海北，店长也只有23岁，是哥哥姐姐，而国资店员以下岗再就业工程安置的沪籍纺织女工为主，是叔叔阿姨，不懂经营，很快店的流水就降到了外资的1/10，一时相当被动，最后靠卖大米、鸡蛋和免费送货维持住了市场份额。
面试在龙吴路的写字楼里，如果把我去过的写字楼从需要身份证原件并在前台登记、拍照的国贸三期到皮包公司窝点为标准分为五档，这个写字楼大概处在第二档。对劳动密集型产业来说，这里的接待者显得过分斯文和轻言细语。
最后，所有人得挨个上台完成收银考核：“您好，您还需要什么吗，一共XX件，XX元，慢走。”
又是高个男生第一个上台，水泻银地般地表演：“您好，还要什么，这个需要吗？我们店里做活动，需要XX吗？另外还有XXX加5元特价换购，需要带上吗？”那种礼貌不容置疑，带上是天经地义，不带显得穷酸或不近人情，几乎要向他表达歉意。
早晨7点半，万航渡路店排起长队。我坐镇收银台，接过恶魔牛堡饭团，面前小学生抬起右手，电子手环显示二维码。扫码，滴，8块6，微信支付。帮我热一下，好嘞。拉门，扔进微波炉，高火30秒。
这家店人少活多，接近两班倒，需要反复打乱生物钟。轻松的“小班”只用工作9个钟头，正常的夜班是12个钟头，长的时候要到14个钟头。假期基本用来倒时差，极端的时候，刚上完夜班，第二天就要倒回中白班，满打满算，只有5个钟头睡眠。花40分钟骑回住处，吃饭、洗漱，疲惫极了，合上眼皮，但却长久地无法入睡。4小时后，闹钟把我叫醒，去上班的路上，我放着崔健的歌：“情况太复杂，现实太残酷。”
还有店里的熬点——对家叫好炖，最为人所知的是第三家的版本，叫关东煮。之前培训师千叮咛万嘱咐：记住，得叫“熬点”，不能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要在客人走进店内招呼同伴“你要吃什么关东煮”时，悻悻地补充一句“这个叫熬点”，然后等待客人诧异地看着你。
另一些老人则告诉我什么叫主人翁：爷叔们提着小菜篮进店，拿出一家门的七八张水电费单，要我心算得出应付额，而不是一张张输入机器。我仿佛看到过往的生活中，许多香烟、老酒、黄鱼，就这样跳进了他的嘴里，而我则缺乏数点的技能。他越来越气，为便利店雇用我这样不知变通的员工而气：“我教你，4加4等于8，对不对？8加6等于14，对不对？”我向他解释：你可以说服我，而我说服机器还需要一个过程。他忿然道：“数都数不好还来当收银员，你是怎么当收银员的？”
我也没想到，她的工资比我这种什么也不会的新员工还低1/3，不到店长的一半，在大店的7个员工里，干的活儿最多，工时最长。
A写网文、B玩摇滚乐、C在一个十几万粉丝的微博号上发表观点。怎么看都是与生计无关的爱好，但凭这些，他们都在不晚于大三的时候各自经济独立，剪辑、导演、微博KOL、网文，都慢慢有了收益。上一年大家还在吃几十块的自助餐，并会为此预先饿上一顿，下一年他们就吃上了AJIYA，新台阶里“刚消费得起”的餐厅，一杯麒麟啤酒20，特价套餐198，连吃带喝，大概人均300。这家日式烤肉店客群是白领和日本人，对大学生来说有着成人世界的诱惑力，是鼓足劲剪片子啃芭比馒头的奖励。那年年底，A在凯宾斯基套房请大家喝酒，这样的事，构成他们爱上海的理由。
B就读于新闻系，他对哪里有文艺青年开的宝藏小店、哪里有三代人舌尖上的味道毫无兴趣，对时下流行把调查记者当作偶像也兴致索然——确切地说，他尊重，但不打算以此为事业。他热爱讲述自己来上海的理由——2010年，上初中的他第一次听到Linkin Park（林肯公园乐队），就知道自己再没可能留在故乡的小城了，但未来也不是去北京，因为北京给人的印象是有深度，但玩音乐的人穷，他要的摇滚不是苦大仇深，而是洋气的现代唱片工业加上一点点智慧和思辨。B的解释是，北京人总说“我们要做个特别牛X的东西”，而上海务实，不吹牛就把事情做出来了，“上海教我懂得何为规则”。
第三期的时候，D加入了。他穿着真维斯班尼路来到这城市，但很快就学习穿搭，了解了潮牌，甚至还去网上学习了和异性搭讪的技术。本来这种不体面的事绝对不可能跟任何人吐露，但公允地说，PUA确实也使他相对自信不怯场了。达到这个目的之后，就不会去关注那些下流的手段了。
他们在名校里读了16到22年的书，看了某些人翻译的作品、出版的书籍，深受鼓舞，引为精神食粮，投奔脚踏实地的良善生活而来，想着学以致用。被他们称作老师或者前辈的人也接受过同样的教育，走过同样的路，不同的是，这些比我年轻朋友大5、6岁或者20岁以上的人，早在出道两三年内就崭露头角，或者靠做谁谁谁的学生熬出头了，现在，这些老师和前辈们总是正确的，各有不一样的正确，伴随着恶心。
小黄说，店长交代过，这趟夜班的任务是清洁冰柜，把里面产自全球各地的冰棍拿出来，把柜里的冰块敲掉，擦洗。还得清洁熬点机和蒸包机里的沉渣。最后，再把室外的玻璃窗和灯箱擦干净。日企的要求严格，得做到一尘不染，手不能停，我俩搞着清洁，轮流应对着零星出现的顾客。
最后，拉康去了成都。在那里，他被女孩在网上指控情感欺骗，说他在恋爱关系中出轨，在放出的录音里，拉康面对女孩有条理的质问，嗫嚅，逃避，张口结舌，声音小得像蚊子。女孩子哭着挂了电话。
我们走了这么远的路，是怎么走到这里来的呢？谁是你的朋友？我们不奢求相爱，但要记得彼此，大家都是活在21世纪20年代不是吗？我已经见过一些世面了，我想起拍旅行节目时第一次去香港看到过金钟地铁车厢里的人，也在波拉尼奥的书里读过智利直升飞机上的人，我想念我的朋友，甚至想念拉康。历史像车飞驰而过，我要集中精力，不去再想黄道婆。（苏怡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