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文章给大家谈谈红蜻蜓皮鞋，以及红蜻蜓新款皮鞋女的知识点，希望对各位有所帮助，不要忘了收藏本站喔。
文章详情介绍：
温州鞋业最后的倔强，奥康与红蜻蜓的相爱相杀
作为温州鞋业界唯二的两家上市公司奥康与红蜻蜓，可以说是目前温州鞋业的代表。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两家公司都源于同一家公司奥林鞋厂，创始人王振滔与钱金波不仅是共同合伙人，更是亲戚关系，王振滔是钱金波的外甥女婿。那么这两家公司背后又有哪些故事呢，作为瓯江北岸鞋企的他们，与瓯江南岸鞋企们又有什么不同的呢。
温州-中国鞋都所在地
缘起1988年，王振滔、钱金波与李启泽3个人分别出资一万元成立永嘉县黄田奥林鞋厂，在这之前，他们已经是相识多年。王振滔与钱金波都出生在浙江永嘉的楠溪江畔，钱金波生于1964年，比王振滔大一岁。钱金波有5个姐姐1个哥哥,家中排行最小，王振滔家中有4个兄弟姐妹，他排行老大。
1982年钱金波跟着姐夫在武汉做木工，第二年王振滔也跟着堂舅去武汉做木工，就这样两人相识了。后面他们听说卖皮鞋很赚钱，于是在1985年王振滔与钱金波合伙在湖北鄂州开店卖皮鞋，他们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1987年8月8日，在杭州武林门广场火烧温州鞋事件后，一下子在全国各大商场都挂出了绝不卖温州鞋的牌子，王振滔与钱金波在湖北的皮鞋生意也做不下去了，然后他们回到了温州老家，并于第二年1988年合伙创办了奥林鞋厂，开始了自己生产皮鞋。王振滔主外，跑市场抓销售，钱金波主内，抓生产管理，王振滔任总经理。
后来，王振滔娶了钱金波的外甥女林丽琴，成了钱金波的外甥女婿。
奥康皮鞋
分家王振滔与钱金波多年的合作与信任，以及对皮鞋市场的了解，鞋厂得到了飞速发展。1989年奥林鞋厂的产值是10万元，到了1991年奥林进行了股份制改造，开始了规模化生产，产值接近100万元。1992年又新建厂房扩大生产，产值达到了1280万元。1993年引入外资，组建了奥康鞋业。1994年两人的矛盾开始显现。
王振滔说“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在公司上班的时候，像钱金波过来，肯定要叫他舅舅，你想想，一个老总的舅舅，到底是舅舅大还是老总大，说不清楚了，有时候可能还是舅舅大于老总”。
在那时候，公司食堂还被人为地分为了几个区域，一边是王家的亲戚和钱家的亲戚，另外一边是外来的员工。坐在哪边吃饭，感觉就会不一样，亲戚之间有王家的，有钱家的，也有先来的，后来的，渐渐地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帮派”，各种矛盾不断，企业管理变得无从下手。
1995 年 1 月 18 日，钱金波与王振滔正式“分家”，钱金波拿着500万元现金全身而退。王振滔继续管理公司，而钱金波拿着这笔钱和一批钱家的亲戚创办了红蜻蜓公司。
辉煌由于分家缺少流动资金和钱家亲戚的离开，奥康遇到了生产危机，一直处于半停产的状态近2年时间，1997 年摆脱了困境后，奥康聘请了职业经理人开始进入公司的管理层，公司步入正轨再次走向了飞速发展。
1999年同样在杭州武林门广场，王振滔把假冒奥康皮鞋付之一炬，成为了温州鞋业界的标志性事件，奥康也进入了温州皮鞋业的第一梯队。
时间来到了2001年，王振滔在永嘉瓯北的人人国际大酒店，请来与奥康有关的亲戚吃了一顿“冷食宴”，让所有亲戚退出奥康的上游供应商，因为亲戚把持的供应链严重影响的奥康的品质，限制了公司的发展。从此奥康从旧式的全家族企业，转变为现代的新型家族企业，也渐渐成了温州皮鞋业的代表。
2012年04月26日奥康国际在上交所上市，成了温州第一家上市鞋企，奥康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我们再说回钱金波，“分家”之后钱金波带着500万元现金和钱家亲戚创立了红蜻蜓，在1995年那时候温州已经有4300多家皮鞋厂，红蜻蜓刚开始的几年产品品质很一般，品牌形象也不怎么好，但红蜻蜓做了一个与别人不一样的策略，就是代理商拿大头，自己拿小头，这在当时鞋业界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大家要知道一个情况是，温州鞋为什么会在全国卖得非常好，很大程度靠得就是代理商，而这些代理商大多数在外温州人，所以消息传得很快，这条策略也让红蜻蜓深入了全国各地。
到了2000年的时候，红蜻蜒产值超过1亿元。在取得一定成绩后，钱金波开始寻找品牌的识别点，他找到了用文化来让红蜻蜓变得更有内涵，经过多年的筹备，在2005的时候出资建立了中国鞋文化博物馆，这也是中国首家鞋履博物馆，成为了红蜻蜒的独特标识。
2015年6月红蜻蜓成功在上交所上市，成为了目前温州唯二的上市鞋企。
瓯江南岸-温州皮鞋发源地
尾声我们在回顾温州鞋业的发展时会发现，温州皮鞋发源于瓯江南岸，而最先涌出的像吉尔达、康奈等知名企业，都是瓯江南岸的杰出代表。但经过20多年的发展后，位于瓯江南岸的中国鞋都里居然没有一家上市企业，而处于瓯江北岸的却有奥康、红蜻蜒两家上市企业。
我们对比时发现，正在因为王振滔与钱金波的“分家”是他们能成为上市企业的根源，他们的分家更像是一次现代化的企业改造，可以在1995年时候他们的企业已经是非传统的家族企业，更加符合现代企业管理理念，奥康与红蜻蜓的良性竞争，也促进了彼此的成长。
而处于南岸的康奈也尝试过上市计划，但经过几年的努力没有成功，这也与当前的市场环境有关。可以说在2015年后，所有的温州鞋企日子都不好过，随着观念的改变，从之前全民穿皮鞋的时代已经结束，更加舒适的运动鞋成为了主角，那么温州鞋业将何去何从，你怎么看呢，欢迎在评论区里告诉我。
皮鞋巨头纷纷陨落，红蜻蜓业绩连续5年下滑
随着百丽女鞋私有化，达芙妮国际沦为仙股，星期六更名为遥望科技，曾经的皮鞋巨头们接连陨落。
近日，红蜻蜓也发布了2015年上市以来第一份亏损业绩预告。这家公司预计2022年归母净利润为-2500万元到-3750万元，扣非后归母净利润为-6800万元到-8050万元。值得注意的是，2022年是公司业绩连续下滑的第五年。
淘宝红蜻蜓表示，本年度，由于全国各地新冠疫情持续出现多地无规律散状爆发，带来了难以预测的消费低迷，极大地增加了公司经营困难，造成了公司销售收入下滑等影响，因此公司2022年度业绩转为亏损。
自2015年上市以来，红蜻蜓始终保持着归属净利润为正的状态，2022年将是公司上市以来出现净利亏损的首个年度。
红蜻蜓是否会步百丽、达芙妮和星期六的后尘，成为下一个陨落的皮鞋巨头？
据了解，这些皮鞋巨头面临的共同的问题是净利率极低，换言之就是产品不赚钱。
达芙妮国际已经连续多年亏损，2014年还没有亏损时净利率只有1.76%；星期六在2019年发展互联网广告业务之前的净利率也只有0.85%。
红蜻蜓表现稍好。2018年以前，公司净利率水平保持在8%-11%左右，但之后逐年下降至1%-2%的水平。
皮鞋行业和服装行业类似，低到只有1%-2%的净利率绝非常态。那么，盈利为何如此艰难？
首先这些皮鞋巨头都面临收入规模下降。
2017年以后，红蜻蜓的营业收入和归母净利润双双下滑，营业收入从2017年的32.45亿元下降到2021年的25.11亿元。
这和整体鞋服领域的渠道变革有关。上世纪90年代，品牌专营店是这些鞋服品牌打开市场的主流渠道。但随着互联网、购物中心等新渠道的崛起，传统渠道如百货商场和专营店的客流都受到冲击，沿街专营店甚至有逐渐退出市场趋势。皮鞋巨头们不得不关店调整渠道。
红蜻蜓的渠道问题暴露出来是在2020年疫情以后。该公司线下渠道主要包括加盟店和少数直营店。2015年至2019年，红蜻蜓的线下门店数量约4100家，到2020年和2021年则已经下降到3512家和3134家。
其实，2015年红蜻蜓就开始缩减直营门店控制成本，截至2021年年末，红蜻蜓直营门店从445家下降到了261家。门店数量收缩，必然会使得出货量减少，因此红蜻蜓的收入大规模下滑也就有迹可循。
目前，红蜻蜓主要收入依然来自加盟渠道，为了照顾和扶持加盟商，红蜻蜓在2021年下调发货价格，这导致了加盟毛利率减少。
除了关闭门店，从红蜻蜓的用工人员数量和产量上也可以看出其走上了战略收缩之路。
2015年至2021年，红蜻蜓员工总数从5917人下降到4053人，缩减了三分之一，减少的主要是生产人员。2015年到2019年，红蜻蜓年产量从700多万双下降至400多万双，2021年未披露。
其次，红蜻蜓等皮鞋巨头们这些年遇到的困难还有存货问题。
2015年以后，红蜻蜓陆续开始去库存。2016年是公司存货占总资产比最高的时候，达到21.8%。之后，公司加大计提库存力度，每年计提的减值损失动辄4000万元-5000万元。
截至2021年年末红蜻蜓存货下降14.72%至5.98亿元，周转天数为140天。作为对比，百丽时尚在2019财年、2020财年和截至2021年11月30日止九个月内的存货周转天数分别为195.7天、173.9天及188.1天。
库存量下降意味着红蜻蜓在供应量改革上实现了一定成果。库存是许多本土时尚品牌需要面对的普遍问题。品牌为了消耗库存通常不得不降低上新频率并加大折扣力度，但这反过来又会折损形象并压低利润，最终形成恶性循环。
此外，虽然收入下滑，但红蜻蜓的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并没有大幅下降。
2021年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18.8%和11.6%。而2015年时，两项占比仅分别为13.6%和8.2%。红蜻蜓盈利艰难也就不意外了。
减员、关店、去库存，红蜻蜓经历了漫长的调整期后能迎来曙光吗？
答案恐怕并不乐观。
2019年以后，红蜻蜓的盈利越来越依靠投资收益和营业外收入。其中，投资净收益主要来自银行理财收益，营业外收入则主要来自政府补贴。2019年，公司投资收益和营业外收入合计7370万元，占当年利润总额的40.8%。2021年，上述两项合计4450万元，占当年利润总额的47.6%。
红蜻蜓创始人钱金波曾表示，品牌在洞察消费者需求方面存在迟钝问题，原有研发和产品供销网络在新零售环境下难以跟上。
为了转型，红蜻蜓在2019年宣布艺人杨颖（Angelababy）为代言人，随后尝试通过直播和小程序等渠道来拉近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
从现实效果来看，这些尝试显然没有获得立竿见影的回报。
杨颖为红蜻蜓的微博带来了大量转发和评论，加码直播也一度让红蜻蜓在天猫“双11”期间的GMV超过8亿。但对于这个仍然依赖线下加盟商并以下沉市场为主的品牌来说，要将线上的火热转化成实际商铺销量，仍然需要时间。
品牌转型过程精细而复杂，对形象老化的品牌来说尤其如此。选择流量明星做代言人虽然能在社交媒体上获得曝光，但若门店形象、产品设计以及整体营销模式上的转型没有跟上，实际收效也将会大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