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文章给大家谈谈梦幻西游书信怎么给?，以及梦幻信封号是啥的知识点，希望对各位有所帮助，不要忘了收藏本站喔。
文章详情介绍：
「新鲜事」来自帮主的快递，信件和荣耀徽章
＃新鲜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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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鲜事！本期看点：
1：梦幻最有心的帮主；
2：一车灵饰鉴定出天花板属性耳饰
一：一个来自梦幻帮主的包裹— 最有心的帮主
不知道大家对梦幻西游帮派玩法有什么感受和看法呢？是为了点修、点辅助技能加强号底子进帮，还是为了真真正正融入帮派这个大家庭，参加帮战为帮派荣誉而战呢？
一位【大明湖】服务器，鹤舞白沙帮派玩家晒出收到的惊喜包裹！包裹里面有一封“鹤舞白沙”帮派帮主给各位帮众的信，还有4个荣誉印章。玩家大概也不会想到，有一天能收到来自梦幻帮主的一个快递吧，那么我们来看看信的内容是什么呢！
信件内容首先表达了对参加帮派联赛玩家的感谢，还有对制作帮派徽章的忐忑之情。信件是对每位帮派玩家满满的爱。相信绝大部分玩家都未曾收到过来自梦幻朋友的礼物，这般有人情味的帮主确实不多了。不少网友看到表示，自己的帮主只会说一句话：不交帮费要清人了！
联赛帮一般会比普通帮派团结度、凝聚力更高，帮主的行为也从侧面反应出各位帮众对帮派建设和荣耀的付出，可以说这绝对是帮主和帮众们双向奔赴的感情！这样的帮主，各位玩家想拥有吗？
二、一车灵饰鉴定出三正属性灵饰，新出140级无级别鞭子
新出100级无级别腰带，防御66，气血253。虽然出了无级别，但是腰带没有愤怒特效，级别也不高，受众相对比较少。不带愤怒特效，辅助基本不会考虑。这条腰带的受众大概只有输出系玩家了，可以考虑点一个附魔宝珠，出满天花雨、碎星决、变身套都可以加不少钱。
新出140级无级别鞭子，初伤害636，力量+13，魔力+28。鞭子人魔种族可以用，虽然伤害命中都拉胯，但是带比较高的力魔双加，上太阳石玩魔王或者女魃都是不错的选择。
第三位玩家鉴定一车140级耳饰，出了一个2伤害1物暴耳饰。并且属性爆了不少。这个耳饰的主属性法防42，爆满，下排伤害爆了8点，物暴爆了6点，四条属性都爆了不少。这个灵饰是除了3伤害最好的选择。
刘金祥评刘继祥《牛皮纸信封》
感伤是时代扉页上的标签
——读刘继祥长篇小说《牛皮纸信封》
刘金祥
人与动物的区别，最显著的标志就是思想。笛卡尔曾说“我思故我在”，庶几把是否思想看作人存在的根基和标尺。然而现今许多人除了哀怜、感叹和抱怨现代生活节奏的迅疾和快捷，几乎没有时间思考和思索，在物质富庶的同时将精神推向了匮乏和贫瘠。
哈尔滨市作家刘继祥近期在今日头条发布的长篇小说《牛皮纸信封》以犀利尖刻的笔触深入到这一时代病灶的内在骨殖，让读者在日益轻薄的精神风气中，又一次感受生活的艰窘和现实的滞重。这是一部感伤主题的小说，但在作者笔下变得既不像郁达夫极端的主观抒情与淋漓尽致的宣泄；也不似唐诗宋词意境中的缠绵悱恻、婉约凄楚，在这里一切纯主观的情感都被契可夫式的冷静客观化了。
如果就平面来看，刘继祥的长篇小说《牛皮纸信封》只是叙述了简单的几个婚外恋故事：雕塑家余声婚后激情退却、放浪形骸，在创作之余与冯若和冬冬等不乏修养却又有些轻浮的女人敷衍着短暂而暧昧的情感游戏；而独唱演员“植物人”与秀外慧中的星星女人在体面婚姻的掩饰下与舞女乌云蔓生出一幕幕爱恨情仇；小说最后以“质本洁来还洁去”的林娜历经磨难重新回归心力交瘁的男主人公“我”身边收官，从而结构了一个完整的在世俗中司空见惯、在生活中常态恒定的悲剧故事。
然而，如果拨开语言的遮掩和情节的缠绕，我们所读到的不只是简单的婚外情的枝枝蔓蔓，而是现代人对生命对爱情对自身价值抱以无边幻想却在道德失范的压力下和琐碎生活的磨擦中逐渐暗淡的心境和畸变的心态，是现代人在雄火烈焰上渴望优雅地舞出生活的璀璨却被世俗的力量无情打压的惆怅和绝望，是现代人在充满危机和陷阱的社会中难以弥合情感裂隙不得不向权力社会举手缴械的顽强现实，更是现代人在强大社会惯性中作为感情和精神的赤贫者表现出的惶惑和孤寂。
立足社会现实，剖析社会心理，感知社会走势，作者是站在一个阔大、深渺、丰广的时代背景下叙写生活故事，抒发内心情怀。虽然这种情怀有些伤感、悲凉、隐秘，但它在主体上反映了当代人对自己前景和命运的关切和忧戚，以及对自己内心缺乏向外张力弱点的检省和诘问。这种伤感的情调通过工笔和速写的手法将平凡的世态人生切入社会躯体的肌理，扩大了作品情感音响的频率和振幅，进入凝重、沉寂、孤漠的审美境界。对社会现实作者既没有按照某种观念加以人工的净化或变形，也没有做简单的美与丑的价值甄别和善与恶的人性估量，而是通过圣洁与凡庸、良知与宵小、真诚与虚伪的双重组合，客观再现了都市生活的斑斓图景。
关于物欲背景下现代人的精神窘迫和心魂困境是需要多角度多层面观照的，文学大师卡夫卡以象征手法和荒诞模式开创了先河。长篇小说《牛皮纸信封》采取了一个十分个性化的多重繁复的叙述视角，选择了几条情感线索作为拉动叙事的引线，在目迷五色、诱惑丛生的世俗社会生活中，一号主人公“我”作为新旧交替时代的人物，因过去的遭际和情感的变故造成内心世界的脆弱和孤傲，逐渐切断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沦落为生活的看客和社会的边缘人，通过与为数不多的朋友的交往袒露了内心的卑微、颓废、惶恐和自怜，见证了人世的沧桑和命运的无常，也陷入了心理、精神和灵魂的巨大困境。当然，这同时也给作品中其他各色人等的存在和演变提供了深刻的社会基础和有形的直观参照。
“我”才大志疏、隔膜游离、情感失意、婚姻波折，而且应付工作、鄙夷领导、冷落同事，成为一个与世隔绝、抑郁衰颓的社会累赘和自暴自弃、沉沦堕落的生活负数，这是一种必然的尴尬结局和无言的终极困境。我们或许都不是宿命论者，但“我”苦苦追寻的人格理想和感情归宿，成为一个难以实现的乌托邦幻想和没有任何结果的单纯期待。于是，作者不断梳理生活的细节，挖掘现实的幽微，用参与者的眼光观照被世俗遮蔽的人性的多元和社会的驳杂，力图用感同身受的人物和事例揭示情爱的生成机制，彰显生命的意义架构。但正如德国哲学家尼采所说“一切都是假的，什么都可以做”，而当今的中国假道学家们则“接”题发挥：“什么都可以做，但一切都没意义！”这一起一落是两个民族不同生存状态的写照，同时也划出了当代中国物欲至上论者的思想抛物线。
人是社会的人，社会是人的社会，再冲动的人也应在理性的规范和约束下活动。物欲感官是人的原始本能，是人类在进化过程中残留的余孽和“盲肠”，但人毕竟不能沦为物欲感官的仆人和衙役。作品中“我”和许多现实中的人一样，始终被社会的阴影所笼罩和世故的阴霾所覆盖，理性和非理性的欲望在对情爱的生死歌哭中使“我”精神异常紧张、心理格外焦虑，备受压抑的内心痛苦和发自生命深处的强烈改变命运的渴求与申诉，成为“我”全部人生哀欢的投影和轨迹。“我”的“花痴”状态，“我”对林娜的情感背叛和对“刀疤女”的生理依存，以及对星星女人朦朦胧胧的爱恋，完全可以视作对自身存在产生的超常幻觉和反常痴迷，这种没有理性支撑的幻觉和梦魇尽管一时轻松、惬意、快慰，但极似日本电影《追捕》的被害者被迫服用了“AX”后产生的欲飘欲仙的药物效果。即使“我”的好友余声象一匹发情的野马不停地攒花惹草、接二连三地身陷爱情旋流，却也成为“我”打发时光、慰籍生命、救赎灵魂的惟一稻草。在一定意义上讲，主人公“我”是情感和事业的双重无产者，在乌托邦的“疯癫”被终结之后，那些发生在身边男朋女友身上的匪夷所思又合乎逻辑的情感悲剧将“我”置于情感的荒漠和生存的绝域，“我”只能将残留的希望全部转移到对林娜的等待和寻觅上，沉浸在对变动弗居、难以预料的社会现象的凝神观望和内心调试。
如果说作者对“我”的描述旨在修复被市场经济转型损毁的传统道德的精神幻像，意在唤醒被扭曲的意识形态和多元的文化环境窒息的人文思想；那么对另一男主人公余声的叙写则体现出作者对现实社会越演越烈的庸俗化倾向的深度。我们知道，思想的萎缩和精神的匮乏源于物欲的喧嚣膨胀，源于现代人的放纵恣肆，并逐渐演化为时代的一种集体无意识。在这种集体无意识驱动下，一些人成了耽于欲望沉于感官的行尸走肉。余声无疑是小说中个性鲜明、性格突兀、形象丰满的主要人物。他的经历和行为印证了他是一个精明睿智而又自私懦弱、开明通达而又圆滑世故的矛盾集合体，他的身上充满了悖论：一方面对第一任女友情真意切地爱恋和真诚笃意地思念，另一方面漠然冷淡现任妻子、纵欲贪恋诸多情人；一方面对于农村贫困学生和身边亲密朋友施之以钱财、援之于物品，另一方面对肠肥脑满的底层官吏和为富不仁的官宦豪绅视之为猪豕、鄙之为虫蛇；一方面在兴办善事时表现得慷慨大度，另一方面在对待女人时又表现得下贱猥琐；一方面极具天才地雕刻价值连城的艺术珍品，另一方面极为市侩地盘算亲朋挚友的内心世界。余声的多维品性、复杂心理和乖谬言行，恰恰与这个异化的时代同频共振，与这个病态的社会同质同构。他是虚无主义的化身和消费主义的缩影，在一定程度上占据了当今主流社会的显著位置。
应该说，对女性的尊严、自由、爱情和幸福的探讨和书写是中外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选题，但由于当今甚嚣尘上的物欲主义使中国男权社会更加粗俗化和欲望化，女性的精神出路和性别矫正更加艰难，渐趋陷入菲勒斯中心主义的泥潭，文明的表象下掩藏着诸多女性的凄苦表情和屈辱泪水。小说中余声所经历的四位女人，初恋情人和现任妻子作为体制内的传统女性——温顺恭俭、忍辱负重，是美德的载体和天使的化身；而冬冬和冯若作为体制的叛逆者和主流的边缘人——特立独行、放荡不羁，是空心的芦苇和随风摇曳的蒿草。对于已婚女人而言，成者必有其甜蜜，败者自有其苦涩。悲观地看，冬冬和冯若都面对自己的深渊，在不断泯灭性情和板结心绪中销蚀命运，在迷茫、焦虑和放纵中守望人生，这是一种心路历程也是一种天路历程，当一切契合自己天性的感伤和苦痛叩击心扉时，他们遂感到脚下土地的沉重和周遭环境的险恶，于是与社会的阴暗达成妥协、与生活的浊浪同谋合流就成为生存的惟一选择。
作品中的冬冬和冯若们无所拘束地随心所欲地生活，听从身体内部涌起的感情冲动的召唤，陷入非理性欲望的漩涡之中，鄙夷和蔑视常人奉为圭皋的伦理准则，将虚无和哀婉填充进自己的内心世界，成为余声之流男人的花瓶和盆景。她们并不情愿寻找一个世俗意义上的正当职业，更无勇气像易卜生笔下的娜拉一样冲破男人玩偶的牢笼毅然果敢地叛离出走，像出身于富家豪门的游手好闲者，将大量时间消耗浪费在无谓的社会交往中。她们暂时挣脱了现实关系的羁绊，孜孜不懈地炫示和角逐一己的本真欲望，在“爱情”的幻象中被动地生活，在对传统伦理进行颠覆的同时，确立了自己及时行乐的行为规范。走向媚俗，这绝不仅仅是一种群体的自觉行为，在更深层次上，是一种人生观念的裂变和价值取向的嬗替。
冬冬和冯若们崇尚和追求的“爱情”是抽象和虚妄的，没有深厚的人性意蕴和丰赡的社会内涵，其实质就是以身体取悦余声获取金钱和感官的享乐。尽管冬冬们婚后也曾无数次地渴望用另外一次爱情照亮琐碎平庸的生活，但对于她们来说，传统的爱情早已被打入冷宫，她们梦想中的爱情模型在现实中缺乏依据无法兑现，最终只能成为她们贮存的密室和发泄的管道。就社会整体而言，冬冬和冯若们没有历史的负担，对生活有着惊人的直觉，对自己有着强烈的自恋，对快乐毫不迟疑地照单全收。她们内心膨胀着一种无法遏止难以逃避的自我放纵的冲动，一种后天铸就的暗中摇曳的疯狂。然而，极乐之后是身心疲惫，当放纵转瞬即逝，现实依旧横亘在面前。
小说中的余声、冬冬当听说自己患上艾滋病时，分别以不同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冯若也成了精神病医院的成员。放纵狂欢不但不是迈向天堂的通途，相反成为自我戕害、自我毁灭的绝路。小说告诉我们：浪荡的女人除了青春一无所有。宿命的是，岁月就像贪婪的秃鹫，啄食完人生的精华，只给她们留下惨淡无光的白色空壳，承载女人命运的小舟此时轻得无方向地摇摆游弋，载满了对陈年旧事的黯然神伤。
当冬冬和冯若们沉湎于对青春岁月的追怀时，那曾经让她们感到无比充实和闪光的靓丽年华无疑在逐渐黯淡下去，而另一部分的空白却在啃嗜着她们的纯真情感，使她们越来越有了痛彻的失落和缺憾。那就是在她们正值豆蔻年华、富于梦幻的季节——一个人的生命中充溢着玫瑰色彩之时，物欲的时代将处在花季、生发梦幻的她们携裹进滚滚红尘，金钱的诱惑和感官的刺激将她们的幻想变成遥不可及的梦呓，在那些经济的、文化的、道德的、伦理的因素作用下她们恋爱结婚，而由爱情走向婚姻，如果没有精神的依托和思想的承载，曾经的热烈必然会被世俗和功利所吞噬和抽空，这是一个不分时代、不分性别、不分种族的社会法则和自然逻辑，无论男人还是女人都必须无条件地接纳和承受。正因于此，余声与冬冬们才会将婚外情既热烈奔放又尴尬无奈地继续表演下去，在虚幻性、不稳定性和易破碎性中消耗殆尽最后一丝青春气息。
而情感一旦注入信念和忠贞的元素，就会走出阴霾和伤感，进入圣洁和崇高的界面。特别是那些深受传统文化洗礼的女性，尽管婚姻决定了她的命运归宿，但她们以自己的思维和意念继续真诚捍卫着和如约坚守着自己的姻缘和情感。作品中的星星女人具有东方女性的贤淑贞洁和文雅静秀，他的情感的帆船上只能容得自己的丈夫，他不允许任何人包括自己在内颠覆她的安稳与平静，她以超自然的文化人格洁身自爱并恪守信奉着文明与道德的神圣，于是才会对“植物人”的移情别恋、忍辱负重，对两人的花样年华反复追忆，并在“我”纯朴情感的呵护和润泽下于明亮温暖的阳光里轻盈地歌唱。
而另外一位身上闪烁传统女性道德光辉的女主人公——林娜在“我”有了新的爱情目标后面对严峻生存压力桀骜不驯、洁身自好、独善其身，当“我”情感处于最低谷时毅然及时出现在面前，将看似因为隔时隔代显得陌生的婚恋观念和人格操守拉回到现实。这些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不为世事所役、褒有独立人格的女性终会赢得人们的尊崇；不为物欲所驱、卓尔不群的女性终会成为生活的强者和道德的赢家。
美好的生活决不会怜爱和垂青自私、悭吝、矫情的女人。乌云是小说中的一个具有现实踪影的踽踽独行的女性。她的家庭和身世无疑酿成了倨傲、虚荣、冷漠、猥琐的性格，而这些成为套在她脖子上的枷锁，往昔岁月的一切印记，在她心中积淀为一种一生一世也无法解开的情结，这便是她后来人生悲剧的根源。她窃取了星星女人丈夫的情感并以他们的私生子要挟星星女人与其丈夫离婚，如果说两人发生婚外情的责任与其无关，那么暗中生下孩子且以此为筹码拆散星星女人的家庭就有些阴险和下作。所以当她遭到义正词严的拒绝后，意识到过去的天堂将不复存在，精神支柱开始倒塌，她所拥有的对付生活及他人的最后武器便是封闭自己，以冷若冰霜的表情和麻木不仁的举止面对工作和同事。她缺乏冯若和冬冬们对现实的清醒认识和从容应对，更缺乏星星女人开明、包容的性格和豁达、坦荡的品行。这只昔日趾高气扬的凤凰鸟，最终坠落于变迁后的现实生活的大地上，实现了物性和人性的自觉分离，彻底遁入社会生活的边缘。
上帝有时是非理和不公的，宗教的承诺是虚无的，善良与真诚的春风未必收获丰登的甜美，天使般的星星女人意外地吞下一颗无法消化的婚姻苦果，在养女回国之时被病魔无情地毁弃了生命。星星女人的早亡使读者感受到人生悲剧的猝不及防和异常惨烈，体会到感伤的主题在一片空荡和寂寥的大街上划上了最后一个句号。
波德莱尔说过“艺术家之为艺术家，最根本的就在于他对美好的事物有着精妙的感觉”。为了增强作品的艺术效果，作者在小说情节上进行了独到构思。我们注意到，作品中经常出现“牛皮口袋书信”这一直抵“我”内心深处的意象，它就像治疗和拯救“我”灵魂的神圣符码，在“我”的心中若隐若现、若即若离、召之不来、挥之不去，那清俊、深湛、美妙、隽咏的文字既绵密深长又微言大义，是对现实生活微妙有趣的讥嘲和反讽，是对“我”生存状态的深刻洞悉和形象描摹。
《牛皮纸信封》将笔触从对女性情感的当下关注深入到对大众生命的现实思考，从对“游戏人生”、“融化信仰”的深刻批判转向对荡涤污垢、重建信条的殷殷诉求。一位哲学家所说“如果女性再活一次，就要再爱一次。但是再爱一次的代价，也许就是你的全部生活。”小说里的冬冬、冯若们随波逐流、慷慨流年，对生活不再优美地抗拒，她们短暂的浪漫只留下了市井留言，以及生命漂浮于琐碎生活之上的淡淡忧伤。也许正因如此，她们最终成为匆匆人流里平淡无奇的一抹流影，成为在狭长而灰暗的记忆中偶尔亮丽的一朵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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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皮纸信封》并没有以道德为标尺，度量和厘定女性追求婚后激情的对错是非，而只是从女性在新的爱情中的心态变化入手，展示现实生活的流变与险峻。爱情无罪，生活无罪，经历这一切的女人们无怨无悔，因为时代已为每个乘坐火车的顾客安排好了序位和座席。社会生活的蓄累积聚和尚未找到突破口的浮泛躁动与作品中诸色人物的个性纷呈、命运多舛紧密相连。如果说小说显示不出这一隐伏着的前因后果并且展现不出具体形态的起伏丰富，那么作品的生命力就可能大打折扣。好在作者敏锐准确地把握了这种起伏性和丰富性以及由这种起伏性和丰富性可能诱发的矛盾冲突，并通过这种矛盾冲突的表象寻觅到潜伏其中的内在联系，从而使作品的人物和故事有了稳固而坚实的现实基础和逻辑依据。
当然，长篇小说《牛皮纸信封》如果仅仅讲述了以上几个人物的悲惨故事，那么它的效果和报道社会问题的纪实作品毫无二致。从艺术手法上看，作者不是从某个外在视觉描写男女主人公们的心理活动和日常生活，而是让人物自己说话，直接呈现他们客观而深刻的心理真实。“让人物自己说话”，并不限于恰到好处地安排人物进行戏剧式的对话，或者在叙述过程中穿插人物的内心独白。作者在这部小说中颠覆了我们习以为常的对话概念和独白模式，他把人物对话和内心独白上升为主要的叙述手段，强化了作品的艺术效果。同时作者还采用略萨式的结构现实主义手法，无论是过去的故事还是现在的故事都用现在进行时叙述，以对场景和人物的具体描绘代替一般的倒叙和插叙，现在的故事中有历史的积淀，过去的故事中有未来的因子，使得小说中的历史画面和现实场景相互并置、交替出现，产生了一种比较强烈的艺术张力。
严格地说，小说所表现的绝非重大题材，因为作品没有正面描写重大的现实事件和重要人物，而只是叙写了几个普通人物的现实表现。但作者从文学形象所要求的个性化特点出发进行架构，将丰富的社会内容和时代风貌从容地融于一个个生动的人物与场面摹画中，展现社会生活的跃迁律动和社会心理的疏离淡漠。
刘继祥继续保持疏朗而不散、严密而多复的叙事风格，以肃穆而冷峻的眼光寓目和逼视社会的热点，以敏锐而机警的感觉触摸生活的主脉，不失时机地以从容、健康的艺术心态和练达、娴熟的艺术形式对新疾陈灶进行透视和剖解。长篇小说《牛皮纸信封》是透视当今社会生态、审视社会痼疾的一篇力作，对当下文坛存留的诸多悬疑和“空缺”进行了回复和填补，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读者对作家的期许和等待。作者以新异的模式和手法，将故事情节娓娓叙及，款款道来，一波三折，峰回路转，一节有一节的妙处，一段有一段的意趣，整个故事宛若一座曲径通幽的亭阁，隐匿在绿荫如盖的密林深处，读者随着情节的推进不断领略爱情的风姿媚态和情感的清冽酸楚。
总之，《牛皮纸信封》是作者对外在世界的一种认知表现，透露出社会变化的深层信息和日常表情，呈现出生活平实稳健而又乖谬荒诞的景观。
作者：刘金祥（编审，哈尔滨工业大学、黑龙江大学客座教授，主要从事文艺理论、区域文化和文化产业研究）